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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

[日期:2007-03-26] 来源:张掖大佛寺禅院办  发布者: [字体: ]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一位学者曾说过:“我国中古时期劳动祖先所留下来的珍贵艺术结晶和伟大文化遗产,差不多都是经过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而得以保存的”;“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对于我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张掖大佛寺,即是这无数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我国乃至世界上所有佛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释林禅院不仅是佛法僧三宝的常住之处、佛门信士的恭敬福田,而且大都是名倾海宇的文化圣迹和保存、研究、陈列、展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神、物质文化实物之所在。

前文已然提及:关于大佛寺的创建年代,地方史志仅载“创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兹后,在世人常见的诸多文字介绍中,大都沿袭此说。它本源于《甘镇志》所引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然多年以来,对大佛寺历史详加考证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先后曾有“早在汉明帝时,蔡愔等人白马驮经入洛阳后的百余年,这里已经有佛寺存在”和“张掖大佛寺初创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之论。

再看1966年,从卧佛腹内取出的清代《重修弘仁寺碑》,清楚地载有“始自晋代永康元年”;此铭被后来许多论著文章解释成纯系“西夏永安元年”的文字之讹。拙见认为,依常理而论,此解释多有不确。试想古人树碑,何等虔敬,此类大事,严谨尤胜;岂有一则碑铭内短短八字中,连讹三处而无视其谬之理。退一步讲,“永安”、“永康”一字之差尚可谅之,而“西夏”与“晋代”则参商之阔,只要稍通文义之人,便不可能出现如此“文谬笔误”;况“永康”乃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历史上真真实实地存在,绝非勒石刻铭者的“文字差错”和历史年代的“偶然巧合”。由此推及,早在西夏之前七八百年,今大佛寺所在之处就已经建有众僧侣和合聚集的丛林,或多比丘习静修行的兰若。西夏建国以后,在这片香火绵长的佛光宝地,扩建为规模浩大的皇家寺院,应属顺理成章之事。

张掖大佛寺于自身存在了十多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经历了古今社会变迁的雷霆风暴、见证了无数封建王朝的兴衰叠替、记录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留下了许多微妙曲折的感人故事,有些已被历史的汹涌波涛所湮没;有些甚至对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个难解之谜。千百年间,众多大德高僧、名流耆宿、学者专家、文人雅士,对这块饱经沧桑之地,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仔细地搜寻着点点滴滴的有关文字记叙。当代许多国际友人、港台同胞、华夏后裔、海外游子,也怀着异常的神秘之感接踵而至,期望通过拜谒大佛寺,穷艺苑之绝妙、探史海之神奇,揭开张掖5000年文明的层层帷幕。

文物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金钥匙。

为使海内外佳宾全面了解张掖历史,张掖市于1987年组织人力,在国内著名专家组指导下,集中整理了一批出土及传世文物,连同大佛寺原保存的历代珍品,建立了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开设“历史文物”、“精品陈列”、“馆藏书画”、“佛教典籍”、“曼荼罗艺术”5处展厅,展出张掖各个历史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文物2000多件,引起了各界群彦、四海贤达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

寺内位于大殿左侧的文物陈列厅,是一部活生生的张掖历史教科书。它荟萃了古代河西民族文化的精彩篇章,浓缩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汇集了本土5000年创造的文明成果,基本清晰地展示了张掖历史沿革的运行轨迹。

张掖自古就是河西的富庶之地。

张掖的人文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的石器时期。

远在一万多年以前,祁连山麓、黑河流域,“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史记·匈奴列传》引《西河旧事》),聪明睿智的张掖先祖,就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1958年,张掖市小河乡就发现过万年以前的莲蓬化石。

1987年,张掖境内的东灰山,考古学家发掘出许多碳化的小麦、大麦、高粱颗粒,经碳14测定为距今5000+159年前的农作物种子;它不仅证实了张掖先民首创河西农耕文化的历史事实,而且正本清源、彻底推翻了世界考古学权威人士关于“中国小麦种植源于印度”之说,将中华农业种植文明史提前了许多年。这一发现,令海内外专家学者震惊,叹其为“考古史上的奇迹”。

50多年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张掖发现“四坝文化”遗址,考古学家认为是3500年前的文化遗存。

张掖出土过大量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用具,石器多为打制,陶器形体厚笨,铜器大部与西周晚期相似,铁器则接近战国和嬴秦之际;还有乌江湾、甲子墩残存的史前遗迹,足以佐证:至少在四五千年以前,一个古老的部族,就栖息在这块富饶之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学者徐旭生教授曾认为,中华民族的华夏集团发祥于祁连山。张掖历史的源流,与炎黄华夏的文明发展史同样久远。

张掖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也已逾2000多年。

史载:“夏分天下为九州,张掖属雍州之域,西戎居之”;“黑水西河惟雍州”(《尚书·禹贡》)。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帝颛顼高阳氏“西巡至流沙”(《竹书纪年》);帝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见西王母”(贾谊《新书·修政语》)。“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尚书·禹贡》);帝禹元年,其少子受封于两戎,世代为首领。周穆王十三年,西戎归顺周室。春秋之际,乌孙、月氏人在此生息;战国时月氏强盛,逐乌孙西迁伊犁,建都于张掖,始筑城邑。今境内残存的月氏故墟,尚依稀可觅。

西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匈奴破月氏,张掖成为冒顿单于属下右贤王之封地;右贤王令浑邪、休屠二王分领张掖东西两地,休屠居武威,浑邪居张掖。自此,匈奴驻牧河西50多年;至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次年收复河西”(《资治通鉴》)。

为了打击匈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辟。此后,一条叠经十数代,历时千余载的“中西经济文化运河”畅通,张掖成为联结西域及亚欧各国的交通枢纽,及“华戎所交”的一大商贸都会。元鼎六年(前111),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阻隔匈奴、南羌,断匈奴右臂”之意,置张掖郡(《汉书》)。新莽时,改张掖为设屏。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刘秀令恢复旧郡县名。献帝兴平元年(194),以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置雍州,州治般得,即今之张掖。

两汉时的张掖,发生过多次民族双向迁徙和来自中原的移民屯田。汉王朝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是极为明智之举;它一度保障了河西的稳定。此间虽经王莽篡政、董卓为乱,然“张掖属国,精兵万骑,断绝河津,足以自守”(《后汉书·窦融传》)。公元23年,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入主河西;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清明宽和、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物价稳定,河西富殖晏然,出现了“天下独安”的局面。

三国时张掖属魏,建置袭东汉。西晋改永平,仍为郡治。北凉永安元年(401),张掖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弑北凉主段业自立,建国都于张。蒙逊继承弘扬汉族文化,尊儒学、办教育、重农耕、兴水利,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北魏太延五年,拓拔焘灭北凉;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为二,张掖属西魏。西魏废帝三年(554),“置西凉州,寻改甘州”(《隋书》),或曰以甘浚山名,或曰以甘泉名,甘州之称自兹始。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复置张掖郡;炀帝大业元年(605),增置县。五年(609)六月,杨广西巡张掖;时西域校尉裴矩掌张掖交市,绘《西域图记》3卷以献,帝登焉支山会见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臣,一时商贾云集、盛况空前,高昌国王曲伯雅、伊吾酋长吐屯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张掖仕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隋书·裴矩传》)。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奢侈皇帝,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疯狂地盘剥百姓,民众被迫揭竿而起;但他在文化上主张南北合流,经济上鼓励中西贸易,对当时河西以至全国的繁荣,与亚欧各国的友好往来,都有很大贡献。它为隋以后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和文化交流都会开创了良好先河。

唐高祖武德初(6l8—619),秦王李世民消灭割据河西的薛举、李轨,持节甘凉沙肃等九州诸军事,并以此为巩固的大后方挥师东进,削平群雄,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唐王朝。武则天采用陈子昂建议,在甘州北建宁寇军,实行屯垦;睿宗间置河西节度使;至玄宗开元时,在甘屯防军队已增至数万人,“猛将精兵皆聚于河西”(《资治通鉴》)。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陷甘州,置军镇;宣宗大中五年(851),张议潮收复河西;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回鹘占甘州,置汗国,设牙帐,与唐公主和亲,设互市张掖,商贸流通、僧侣往返,佛教文化交流发展,“其后时通中国,世以中国为舅,朝廷每赐诏书,亦常以甥呼之”(《旧五代史·回鹘传》),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甘州回鹘为党项首领元昊所灭,大部分人进入祁连山南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邻近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今日的裕固族。

元昊发迹河西走廊,后称帝,都兴庆,号“白高大夏”国。夏自1028年入甘州,1038年建政权,传10主,共198年时间,史称“西夏”。西夏末主宝义元年,即南宋理宗宝庆二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入河西,将军察汗克甘州,张掖归元属蒙古唐兀特省。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置甘州路,14年后置省会于张,名“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后又徙宁夏行省合并于甘,“统甘州、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府、永昌、兀剌海7路和山丹、西宁二直隶州,以及西凉、灵、瓜、鸣沙、应理5属州”(《元史·地理志》)。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置甘州卫。二十五年,朱元璋封第14子汉王朱般为肃王,在张掖置王府;3年后肃王就藩,置理甘州诸卫军务,同时在张建儒学,“设官如府学之制,招将士子弟习诗书礼乐”。永乐时置镇,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所;正统中驻巡抚。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部将贺锦攻占甘州。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张掖归清。

清初沿明制,甘州仍为镇、行都司、五卫治所。顺治五年(1648),甘州米喇印、丁国栋领导回民反清,占甘州城;七年四月清军围城,起义军激战五昼夜,终因矢尽粮绝,米喇印壮烈牺牲,丁国栋避走肃州。圣祖康熙二年(1663),置甘肃提督军门,调云南提督靖逆侯张勇为甘肃首任提督,驻张掖节制甘肃、宁夏、西宁、安西4镇总兵;六十一年(1722),诏命第14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偕平郡王纳尔索驻甘州,后由权臣年羹尧接任,在张指挥西北军事。世宗雍正三年(1725),置甘州府。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陕甘总督永常出征准噶尔,采粮甘州并创办黑河航运。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发配新疆经过张掖,3年后于回京途中奉诏署理陕甘总督,曾驻张巡视防务。此间他广为体察民情,留下了不少铿锵之作。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十二年(1873)七月奉命征讨阿古柏,驻军张掖,修筑河西粮道,为今日之兰新公路奠定了基础,并于道旁广植林木,人称“左公柳”、“左公杨”,今国道312线张掖段和大佛寺内还有数株存活于世,殊值珍贵;时左公部将、清末湘军将领杨昌浚曾有诗赞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据地方史志载:左氏在张期间,深得民心,郡人为建生祠,左坚辞不允,命改张掖南华书院。

中华民国2年(1913),废甘州府;张掖属河西道,后改甘凉道,提督驻张掖。7年,易提督为护军使;8年,改镇守使。16年废道,直隶甘肃省。25年(1936),张掖属甘肃第六行政督察区。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之5、9、30军及总部直属队共21800余人,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该计划无实现可能,遂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反动军队浴血奋战,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捐躯祁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慷慨悲歌。西路军在张掖建立“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播下星星火种,为后来全国解放培育了不少革命人才。

1949年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2军5师解放张掖。建国后,张掖置分区,区治张掖。1955年设专区,辖永登以西至敦煌20个县;1956年筹建地级市,1957年撤销建置,县属张掖专区,1959年成立地级市,1961年12月撤市复县。1985年5月14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张掖县,成立县级市,隶属张掖地区。2002年5月,张掖地区改为市,原张掖市遂改称甘州区。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

今日张掖,是历史张掖的继承和发展。

辉煌的历史,反映了一个民族高尚的品格和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张掖有辉煌的过去,也有昌盛的今天,更有着充满希望的未来。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全面实施和亚欧大陆桥贯通,张掖的明天会更加灿烂。

 

               (全文作者:张少华 郑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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