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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

[日期:2007-03-26] 来源:张掖大佛寺禅院办  发布者: [字体: ]

 

佛教自东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以来在张掖流行,影响和充实了本土文化,同时也丰富了渊源深厚的华夏文化。

大佛寺不仅是一块宗教活动圣地,而且是张掖历史文化的荟萃之所。

悠远、绵长的历史进程,炼凝、荟萃而成灿烂、辉煌的文化底蕴。

浩如天河的文明发展历史,为张掖留下了不少极珍贵的文化遗产。上下五千年里,聪颖睿智的张掖先贤,将毕生创造的文明结晶一代代传之后世,让继承者们去体观、体察、体知、体究、体味、体验、体悟、体证,从而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升华感性的思维境界、衍续优秀的文化传统、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张掖文化以其生动独特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自立于华夏民族文化之林。大佛寺除般集了有形的以古民族、古遗址、古长城、古烽燧、古墓葬、古器物为主体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古街巷、古园林、古民居、古店铺、古官邸、古衙署为主体的传统建筑文化,以古通衢、古驿站、古商阜、古会馆、古货币、古文献为主体的丝绸之路文化外,还汇聚了多元的、具有鲜明民族地方特色的无形文化;它包括以祀神礼佛、法会道场、精神信仰为主体的民族宗教文化,以庙会节庆、婚丧嫁娶、乡习礼仪为主体的民俗风情文化,以西北大菜、甘州小吃、清茶烈酒为主体的特色餐饮文化,以秦腔眉户、木偶皮影、山歌小调为主体的地方戏曲文化,以灯会集市、高跷社火、搭班自乐为主体的乡土娱乐文化,以土木金石、加工制作、纺织刺绣为主体的民间工艺文化等。它们同近现代革命文化、新兴的第三产业文化互为烘托,并和有形的器物层文化相辅相成,搭起了绵亘千古的文化框架,展示着历史文化名城的绰约风姿,跳动着生生不息的强劲脉搏。它既承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宗脉,又保存和光大了西北民众地域文化的流风遗韵。可以说,它是本土文明发展史的缩影。

20世纪80年代初,张掖市设博物馆于大佛寺,陈列、展现着数千年来张掖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

大佛寺藏有17000多件历代文物。分类有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竹器、木器、瓷器和大量古钱币、印玺、书画、碑刻、纱灯、丝织物、砖雕、瓦当、兵器等,佛教文物以佛经、佛画、佛曲为主,并有许多尊铜铸、玉琢、木雕、泥塑、石镌、砖刻的佛造像。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一二级精品,有些还是国内独具特色甚至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诸如出土的战国麇麋、东汉铜马、魏晋陶仓、宋元瓷器以及传世的数百件历代书画名作,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金塔殿地宫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42)银币,弥足珍贵;说明早在1500年前,“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周书·本纪》),它是古代丝路重镇张掖中外贸易往来的见证。1987年起,博物馆先后组织部分珍贵文物应邀参加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的国际大展,还多次赴香港巡回展出,在海外内影响极大。近年来举办《张掖文物陈列》、《明清佛经欣赏》、《古代书画展览》、《张掖建郡2100年庙会》、金书《大般若经》复仿制以及与海峡两岸三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等多项大型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1998年的《大佛寺建寺900周年庆典》规模盛大,来自全国各地参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西北片年会》的许多专家学者咸聚寺内,谈古道今、博议广论,发表了不少高深的见解,为大佛寺宗教历史文化活动研究涂上了重要的一笔。

张掖地处中西交通十字路口,历史上既是群雄逐鹿之场,又是人文荟萃之邦。汉唐以来,英才叠出,中外许多著名人物也都辐凑于此。他们寄情于如画的山水之间、啸傲于斑驳的尘事之中,承汉唐菁华、启明清新风、揽山川流峙、考今古异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大佛寺有众多名人墨迹,内容博及敕诏文疏、诗词歌赋、碑刻书题、乐谱琴曲,上起秦汉、下至明清,内容庞杂、数量颇丰,且都具极高的艺术水平。清词丽赋、句句铿锵,勒石题铭、字字珠玑;其文情景相融、感人肺腑,其曲廻肠荡气、沁人心脾。仅收藏的书画,名品就达数十幅。其中有明代绘画大师沈周的丹青扇面,明末书法大家董其昌的行书楹联,清初“四王”之一王鉴的山水中堂,“扬州八怪”之一郑燮的兰竹四屏,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书法立轴,乾隆间内阁大学士刘墉的翰墨条幅,晚清名宦左宗棠的楷书联语,近代书圣于右任的草书大作等。还有一些客居张掖的文人秀士以及当地书画名家的作品,也都有相当的艺术观赏价值。

寺中原有历代碑刻四五十块,可惜大部被毁。劫后幸存的一部分被置放在卧佛殿后的左右两侧,其中以《西夏黑河建桥敕碑》和《敕赐宝觉寺碑》影响较大。

“文革”期间,外地来张“串联”的“造反派”曾两次到大佛寺“破除四旧”,将寺中建筑搞得疮痍满目、惨不忍睹;这帮人从大佛腹部凿洞而入,在一阵野蛮的“横扫”之后,公然盗走了明代为佛“装脏”的十几尊铜质、玉质佛像和大量古钱币以及自己认为“值钱”的部分金属器皿。也许是“佛祖有灵”,他们丢弃了卧佛腹内取出的一面铜牌,其上铸有明代维修卧佛像的文字记载。其铭曰:

震旦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佛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安元年,嵬咩国师始创卧佛圣像。后兵燹之乱。旧像犹存。至我大明皇帝永乐年间,重修盈完。于成化十三年四月初一日申时地震,佛首颓倾。镇守甘肃大臣并十方僧信、合山僧官僧众人等,同发善心、各舍己资、重建佛首,今已完成。不泯来源,俟后而已。

此牌极为珍贵,后被专家们认定为一级文物。这是那些洗劫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尤其铜牌上的铭记,是大佛寺历史本来面目的唯一表证。著名学者宿白先生几度来张,为大佛寺“国保”一事久委不决;先生治学严谨,向不轻下结论。直到1995年夏天再次来大佛寺,看到这块铜牌后连说:“这是铁证,不,应该说是‘铜证’,由它断言,大佛寺建于西夏可成定论”。宿老回京后即向专家组建议,经缜密论证后提请国务院批准,于翌年底正式公布大佛寺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掖大佛寺和历代驻足这里的学者名流、文人墨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中,或浮想联翩、泼墨点景,或慷慨抒情、挥毫题楹;许多书画笔法遒劲、立异标新、赏心悦目、冶性怡情,不仅令人增添游乐兴致、从中得到感官上的享受,而且鉴今追古、受到认知上的启迪和文化艺术熏陶。寺内诸多楹联匾额多为名家遗墨,不仅书法造诣极深,而且文字优美,联语水平亦属上乘。卧佛殿正门有古人一联,联云: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

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

上联写寺、下联讲佛,文字间接明了、语言形象生动,在通俗易懂之中,暗含着禅的意境、佛的机锋。所谓禅的意境,即不探求自由意志而开悟自由境界;就是从主动方面不为物所役,从被动方面不被物所羁;从相的尘网中拯救出原来的本体,从念的障碍里超越出真知的自我,从住的执迷中升华出纯洁的心态。所谓佛的机锋,正是由分别心转化成完整心,由有相有念转化成无相无念无住,这是唯一的中介,即“无”,亦称“假有”。佛教指一切事物都无实体,认为事物与现象皆是因缘和合所构成的假象,本身不具任何常住不变的个体。因此这种存在只是一种虚幻的有。“观五蕴无我无我所,是名为空”(《大智度论·五》);“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维摩经·弟子品》)。然佛法所指的“空”,是性空、理空,而不是相空、事空;它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教人们破除执着。佛的根本思想,是以空为根据而有的缘起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常是空、无我也是空;说“空”的目的,在于教化众生转迷成悟、离苦得乐、同成佛道,只有通过广修“善果”、静修圣道,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佛殿前后的边门上亦有数联,皆与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地同流,眼底群生皆赤子;

古今一梦,人间几度续黄粱。

不灭不生,法雨慈云天外现;

无尘无垢,十洲三岛梦中游。

一觉睡西天,谁知梦里乾坤大;

只身眠净土,祗道此中日月长。

慧眼照人间,地为簟席山为枕;

圆光悬顶上,石作莲花云作台。

卧佛殿前的砖雕《登极乐天》、《入三摩地》两侧,各有一联,曰:

宝殿巍峨,无量人天咸敬仰;

金身显焕,河沙凡圣共皈依。

佛日增辉,万善同归登彼岸;

法轮常转,十方瞻仰证菩提。

前联赞阿弥陀佛,后联颂释迦牟尼,崇敬之心可见拳拳。佛教向以慈悲为本、忍辱为行、兼善为怀、济渡为任。佛家认为人是“原善”的;人可以经由种种修持和对社会的贡献去追求自我兼济大众道德的提升,最终达到完美的神圣境界。历代禅师所开悟的就是生命自我的信念。这是中国人超越自然观念中极重要的一项特征。释尊、弥陀说法,普愿一切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勇猛精进,解除烦恼、转迷成悟、转痴成慧、转凡成圣,共证菩提、同登佛道,其归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佛,而是特殊层次上的悟道;生命自由地开拓生命,自我自由地实现自我,心自由地升华心。这就是悟道的起点、过程和最高境界,因而千百年来为广大僧行善信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欢、所尊敬。

卧佛殿前,原有清顺治十一年钦差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延年所题“方是大觉”匾额一块。现存被列入“中华名匾”的清乾隆二十四年“无上正觉”一方,仿乾隆御笔,遒劲浑厚、凝重大方,匾下仅署“合郡众姓弟子敬献”。佛殿二层正中补刻的“功德须弥”,出自甘肃著名书画家应中逸先生手笔。

2002年,为纪念玄奘大和尚诞辰1400周年,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高僧大德,为张掖大佛寺题写了楹联、匾额50余幅。其中有悬于精品陈列室前的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释照诚法师题写的“慈云法雨”匾额;悬于藏经库上方的福建省闽侯雪峰崇圣禅寺住持释广霖法师题写的“深入经藏”匾额;牌楼正前方的“佛法无边”,为国家一级画家、著名画僧释慧禅法师大作;藏经殿上方的“般若藏海”,为著名书法家米南阳居士墨迹;书画陈列厅前,系台湾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释净耀法师题写的“法宝敷传”;金塔殿前,是全日本拜观世音协会副理事长筱田节典先生题写的“大功德”;新加坡华藏净宗学会导师释净空长老,为文物陈列厅题写了“遍照环宇”;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灵峰般若讲堂住持隆根长老,为壁画陈列厅题写了“诸佛同尊”。此外,尚有菲律宾佛教总会会长瑞今长老题写的“法宝永辉”,香港菩提学会会长永惺长老题写的“证大菩提”,台湾台南楠西紫竹院住持释尚妙法师题写的“明心见性”,以及韩国泰和禅院释迦山法师和新加坡佛教总会秘书长、福海禅院住持释明义法师的题词等,皆为十分难得的传世之宝。

古代张掖多民族聚居,是一个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艺术之乡。据史书记载,曾在张掖称雄一时的月氏,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北凉政权,将西域龟兹音乐、当地羌胡音乐与汉民族音乐相融合,创制了《秦汉伎》乐舞,它和西域《龟兹乐》一起,由河西传入中原,曾风靡一时。北魏太武帝改《秦汉伎》为《西凉乐》,隋唐时进一步发展为“凉州”、“甘州”、“伊州”等部大曲。“甘州”大曲有诸多小曲,如《甘州慢》、《甘州破》、《八声甘州》等,统称《甘州曲子》。后《甘州曲子》承元南北曲大家高东嘉、王实甫“宗之”,成为当时“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型音乐,为以后元杂剧南北曲诸宫调的制作提供了范例和宝贵依据;甚至有些还远渡重洋,流传国外。日本国典籍《古事类苑》,就收有唐代甘州乐曲。在《西凉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凉伎》,还开创了中国戏剧之先声。

元杂剧初行全国,张掖作为行中书省会,戏剧很快兴起。明代朱元璋大规模移民,由秦晋一带传来的民歌与本土《西凉伎》、《诸宫调》结合,形成了高昂奔放、活泼明快的《甘肃腔》。“甘肃腔即琴腔,又名西秦腔”(《燕兰小谱》)。清初,江南名士、著名诗人、戏剧家李渔应甘肃提督张勇之邀,带着家庭戏班来张,对《甘肃腔》及它泼辣、豪放、赤忱、炽烈的表演艺术大加赞赏。经他大胆改革,汲取民间歌舞精华,于康熙八年(1669)创立西秦腔;100多年后由徽班传至襄阳、武汉及北京,演变为汉剧和京剧的《西皮调》。

宗教与文艺,本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宣传利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这种意识形态间的交叉,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大现象。

历史上张掖佛教十分发达,不仅引起了人们整个观念的巨大变化,而且对本土文学艺术的体制、风格和表现方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佛教有关的音乐,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佛教音乐包括器乐和声乐。器乐以打击为主,配以丝竹管弦。声乐则唱、白兼有,分“咒”(唱法语)、“偈”(韵文述经义)、“吟”(配以曲调诵唱)、“赞”(颂扬佛德),统称“梵呗”,汉译“法曲”或“法乐”。此系佛家举行宗教仪式时的赞叹歌咏之声,可依曲调咏唱以赞诸佛菩萨,即“顶礼皈依,歌呗赞德”(梁简文帝《吴郡石像碑》)者。

北凉建都张掖,国主沮渠蒙逊倡导张掖乐师以《秦汉伎》中的《于阗佛曲》为基调,创造出极为优美的佛曲。后成为名扬南北朝的《西凉州呗》。隋唐时,《西凉州呗》逐渐发展成为法曲,并经法会和佛事活动不断实践,先后增加了打击和管弦乐器,很快流入民间。仅收入《唐乐府》的就有《普光佛曲》、《月光明佛曲》等8首。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将脱胎于《西凉州呗》的一支法乐《婆岁门曲》献给玄宗李隆基,经李亲手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杨玉环舞之,名震遐迩,传世不衰。“霓裳羽衣舞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应该承认,《西凉州呗》在我国佛教音乐衍生中起了发祥作用,是一颗光辉灿烂的佛教音乐艺术明珠。

梵呗中的“偈颂”,本是佛经以及礼佛仪式中的唱颂语,都是非常合乐的歌词。佛家偈文充满着大藏经的一切经典,出自于中天竺华美的佛经辞体,配以铙钹钟磬和丝竹管弦伴奏,唱起来哴哴上口,异常悠扬动听。它原先为佛教信徒及僧侣为宣讲佛教教义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后经再加改良,变成有说有唱的话本;其中,“说”用散文,“唱”用韵文,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天然无饰,质朴纯真,很快成为佛教寺院弘扬佛法、民间岁时佳节文化娱乐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即“俗讲”。它在唐代又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变文。而元明清时在张掖颇为流行的由佛曲、偈、白文组成的“宝卷”,则是继变文之后派生出的又一种讲唱文学。“甘州宝卷”内容极为丰富,在宣扬佛教教义之外,还加进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大多反映家庭纠葛、民族矛盾,用以惩恶扬善、警诫后昆、针砭贪官污吏、赞誉明主贤臣,含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况其语言生动,通俗易懂,一经问世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张掖历史上民间的舞蹈艺术,著名的有《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等。唐代传入长安,明清渐次与民间社火融为一体。戏剧曲艺如木偶、皮影、眉户、秧歌、鼓子词等,皆承先启后,写下了辉煌的历史。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文化部专家组来河西考察文物,在张掖大佛寺藏经中发现一部佛曲,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目录》,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曾使海内外为之轰动。

佛曲分上、下两部,共12卷。有大、小两个版本;大本高42厘米、宽27厘米,小本高27厘米、宽17厘米,厚皆5厘米;大小本内容相同,保存俱很完整。它雕印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专家认定为孤本。经清理,共载佛曲344种;其中北曲222首、南曲122首,均汉字标音。其曲调名大多属金元诸宫调和元北曲,但亦有一部分曲调不见著籍;尤其是北曲中,有非汉调曲调15首,后经考证翻译,是蒙古语。学者们认为这些“非汉调曲名的腔调流行在张掖这块历来多民族杂处的地方,不是偶然”。并说此佛曲“保留曲名之多,足与崔令钦《教坊记》和《宋史·乐志》相媲美”(刘观民《张掖大佛寺明永乐佛曲》)。这一发现,对研究张掖古典乐曲的流传、佛教音乐的演变、乃至华夏古代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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