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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历史沿革

[日期:2007-03-31] 来源:张掖大佛禅院  发布者: [字体: ]

   张掖大佛寺初建于西晋,原名“迦叶如来寺”。东晋隆安五年(401),沮渠蒙逊建北凉于张掖,迦叶如来寺正居张掖城南景门之内,坐北面南,是北凉国都的中心寺院。约公元411年,印度著名翻译家昙无谶到北凉弘法,在张掖门徒众多,影响颇深。公元412年,北凉迁都姑臧(今武威),421年,昙无谶译成《大般涅槃经》40卷,涅槃宗自此形成,昙无谶成为中国涅槃学的宗师,张掖大佛寺也便是中国涅槃宗的重要发祥地。
    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西夏国师嵬咩(法名思能)等人在迦叶如来寺的废址中掘出古涅槃佛像,开始筹建一座更大的寺院,1103年,西夏国主乾顺为了替母亲梁太后祈求冥福,敕建“卧佛寺”,一座全新的皇家寺院由此形成,坐东面西,主体建筑卧佛殿面阔九间,内塑庞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这是现在大佛寺的雏形。 
    卧佛寺在元代增加了十字寺内容,继续做皇家寺院。十字寺为景教寺院,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死后遗体被埋葬在这里,并建有庙祀。
    明洪武五年(1372),卧佛寺部分建筑遭兵燹。永乐六年置甘州左卫僧纲司于甘州卧佛寺,永乐九年重建,至永乐十七年(1419)告竣,成祖朱棣敕赐“弘仁寺”之名,弘仁寺包括前山门、牌楼、钟楼、东阳楼、西阳楼、金刚天王殿、卧佛殿、大乘殿、轮藏殿、弥陀千佛塔、后山门、内外圆殿、北庑、南庑及原迦叶如来寺遗存的建筑,仅东西中轴线上就有9座建筑,真正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皇家气魄。永乐十八年(1420),沙哈鲁使团到中国考察后,波斯贴木儿王朝画师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在他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对弘仁寺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他说:“甘州城中有一大寺,广长皆有五百公尺”。明宣德二年(1427),宣宗皇帝朱瞻基敕令对卧佛殿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御制碑记,特赐寺名为“宝觉”。正统六年(1441)五月,钦差镇守甘肃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在金塔古台上督建万寿金塔宝殿,铸铜佛三尊供于殿中,置原有金塔宝殿,动员官民捐献宝贝2000余件,连同地宫中挖出的500余件文物一并埋藏于殿下石函。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和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先后两次对残损的卧佛塑像进行了修复,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590~1594)对弘仁寺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
    清代前期,弘仁寺内仍有僧纲司建置,康熙十七年(1678),敕赐“宏仁寺”之名,但由于西北民族的统一和疆土的扩展,张掖不再是边陲要地,所以宏仁寺不像以前那样受到朝庭的重视,千年古刹已完成了在民族隔融合、经济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的使命,开始走向衰落。康熙间多次维修卧佛塑像,乾隆十年(1745)春季,经历了600多年风雨历程的卧佛殿倒塌,张掖信教群众募捐重修,改式两层重檐,至乾隆十二年竣工。清代后期,宏仁寺被分割成前后两部分,前部(西段)称弘仁寺,后部(东段)称大佛寺,也就是现存以卧佛殿为主的部分,大佛寺之称正式出现。
    民国后期,军队入驻大佛寺,寺院建筑和文物从此不断被破坏,寺院规模也逐渐缩小。
    1962年12月20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张掖大佛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肃省文化厅随后派文物工作者对大佛寺藏经进行了清理登记,并采取保护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佛寺先后经历了学校、公安局、剧团、体育委员会的建设利用。
    1970年曾在地下大范围开挖防空洞,寺院古建筑和文物遭受了极大地破坏,原有建筑仅存大佛殿、藏经殿和土塔3座。
    1979年9月甘肃省文化厅拨款维修大佛寺,并正式由文化馆管理并对外开放参观。
    1985年后,张掖地区、张掖市政府拨款迁入古建筑7座。
    1987年成立张掖市博物馆,驻大佛寺办公。张掖市博物馆成立后,负责大佛是寺文物保护管理、古建筑维修、对外开放工作,并筹建了历史文物、古代书画、佛经等几个展厅,开展文物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大佛寺的社会、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张掖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领导人对大佛寺的文物保护和建设发展的不断重视,中央财政共拨款1605万元,对大佛殿十大弟子进行了扶正,修建文物库房1座,仿古建筑2座,并对大佛寺区域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改造,大佛寺为之焕然一新。
    1996年11月,张掖大佛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大佛寺所在的张掖市博物馆被国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公布列为国家一级风险等级博物馆。
    附:张掖大佛寺经藏、塑像、雕版及有关佛教人物简介
    1.昙无谶与《大般涅槃经》
    张掖大佛寺所藏《涅槃经》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简称《北藏》)本《大般涅槃经》、明万历间姑苏坊刻本《大般涅槃经》、万历二十五年弘仁寺金书《大般涅槃经》、顺治十年弘仁寺住持定坤募补墨书《大般涅槃经》等几种版本。均为北凉昙无谶译《涅槃经》的传承。
    昙无谶(385~433)北印度人,6岁丧父,随母亲织毛席为生,他的母亲见僧人比较富裕,就让他出家为僧。十岁的昙无谶就聪颖超群,一天能背诵三百多颂经文。最初他学习小乘佛学,后来遇白头禅师,就跟着专功大乘涅槃学。约公元411年,昙无谶携《大般涅槃经》和《菩萨戒经》东适北凉弘扬佛法,当时北凉国都仍在张掖,北凉王沮渠蒙逊对昙无谶接待甚厚,他给张掖僧人法进初传菩萨戒,法进再发扬广大,昙师门徒众多。昙无谶颇为看重法进,两人合译《戒本》一卷。昙无谶于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涅槃学由此兴盛,昙无谶成为中国涅槃宗的宗师。
    由于北魏太武帝一心想要博学多识、秘咒神验的昙无谶,并礼兵相加,北凉王沮渠蒙逊“既吝谶不遣,又迫魏之强”,妒心发作,于北魏延和二年(433)三月杀害了昙无谶。昙死后,张掖大佛寺(当时的迦叶如来寺)为纪念昙无谶,更加弘扬涅槃学思想,并造涅槃像供奉,该寺便成为涅槃宗的重要发祥地。
    《大般涅槃经》又称《大本涅槃经》,简称《涅槃经》,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全经十三品,宣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国阿利罗跋提河边的婆罗双树间临涅槃时向大众所说佛法,阐述佛身常驻不灭,及常乐我净之义、众生悉有佛性乃至阐提成佛等旨,被列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公元421年昙无谶译出后,初传于北方,后传至南方。刘宋时僧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筹对之加以修订,增加品目,成为二十五品,世称《南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译成后,解决了当时中国佛教界一场有关“佛性”问题的大辩论,具有划时代意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乘《涅槃经》占据了当时佛教的重要地位,广为流传,涅槃学兴盛一时,形成中国的涅槃学派,即涅槃宗。
    参考书目: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魏书·释老志》
    《高僧传·昙无谶》
    《高僧传·释法进传》
    《大佛寺史探》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吴正科著。
    2.卧佛塑像与嵬咩国师
    卧佛像即释迦牟泥涅槃像,起源于《涅槃经》及涅槃宗。涅槃宗形成于北凉时期,由北印度翻译家昙无谶创立,张掖大佛寺是涅槃宗的重要发祥地。
    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西夏国师嵬咩在张掖大佛寺(当时称迦叶如来寺)的一座大土丘下掘得古卧佛像,对于卧佛像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详知,《西夏书事》记载:当时张掖僧人将3尊卧佛像献给了西夏国王乾顺,乾隆十二年重修卧佛殿碑记中有“碧玉卧佛”的记载。由于卧佛像的出土,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时四境之内,僧行善徒,传闻忻跃,奔走聚观。”嵬咩国师发愿“欲建宏刹,用崇祗奉”,他“殚厥劳贳,经营缔构”,上下呼吁,筹集财物,最后得到西夏主乾顺的鼎力支持,1103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福,敕建卧佛寺。卧佛殿建成了,塑造庞大的佛像却成了难题,嵬咩绞尽脑汁,日思夜想,忽因一梦提示,先用木枋构建卧佛骨架,再于骨架外钉木板,最后裹泥肤并妆塑彩绘成卧佛巨像,这种将建筑艺术与塑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做法成为中国塑像史中的一大创举,这便是今天张掖大佛寺大佛殿卧佛塑像的原形。
    现存张掖大佛寺卧佛塑像,身长35米,肩宽7.5米,头北脚南面西,按释迦牟尼涅槃时方向塑造。面容饱满慈祥,贴金肤色,着团龙红色佛衣,是中国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溯其源,是西夏嵬咩国师的杰作。
    嵬咩法师,法名思能,生卒不详,是西夏史中十三个国师中的其中一位。“嵬咩”原作“嵬名”,又为“於弥”之异译,即西夏拓跋氏,唐末赐李姓,宋赐赵姓,“世为夏国主”。思能作为皇族姓氏,早年跟随西夏燕丹国师学习佛法,由于他精通佛学,“阖境之内,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1098年,在甘州迦叶如来寺发现古卧佛像后,开始创建卧佛寺,至1103年由皇室支助建成,迦叶如来寺由此迈入皇家寺院历程。
    参考资料: 《重刊甘镇志·祠祀》,清顺治十四年,杨春茂撰。
    《敕赐宝觉寺碑记》,明宣宗皇帝朱瞻基,见上志。
    《甘州府志·营建》,清乾隆四十三年,钟赓起撰。
    《西夏书事》,清道光四年,吴广成撰。
    《简明西夏史》,1997年,人民出版社,李蔚著。
    《大佛寺史探》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吴正科著。
    3.张掖金经与太监王贵
    以《大般若经》为主的张掖大佛寺金银书造佛经是本寺古代的镇寺法宝。《大般若经》全称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它宣扬了大乘佛教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大同思想,以及大慈大悲的主张,同时更加强调般若无二的大智慧思想,经名梵语含义就是通过智慧到达彼岸。该部经为唐代玄奘所译,共600卷,它给偏重于大乘的中国佛教带来了重要影响,长期被视为中国佛教的基本典籍之一,唐代奉为“镇国之典”。张掖大佛寺藏金书《大般若经》,以珍贵的绀青纸为本,用泥金书写绘画,绫锦包装,绣有精美的龙纹图案,极其华贵,书法工整秀丽,卷首曼荼罗画金线细密,人物云集,场面宏大,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皇宫金粉之气,富丽堂皇,不仅是佛教法宝,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该经为明正统年间的太监王贵所造。
    王贵(?~1442),明正统时期宫廷佛学法师。法名朵尔只省巴,御马监太监兼尚宝监太监。正统元年(1436),英宗皇帝遣王贵做镇守甘肃的钦差大臣,坐镇甘州。王贵在张掖期间,为张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山丹县城西凿山建成山丹大佛寺,大雄宝殿作重楼七层,内塑坐佛像高一十三丈;二是在弘仁寺(张掖大佛寺)内黄金古台旧址上建成金塔殿,殿内塑造三世铜佛像,并添地宫舍利宝物;三是召集书画名士用泥金书造600卷《大般若经》,第三件事还没完成就卒于张掖。王贵为张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张掖大佛寺有他制作的金书《大般若经》近600卷,有他铸造的三世铜佛和添置在金塔殿地宫的玉雕、钱币等珍贵文物。
    参考书目: 《甘州府志》,清乾隆钟赓起撰。
    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序,明正统,大佛寺藏。
    《兴建金塔殿碑记》明正统大佛寺出土。
    《大佛寺史探》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吴正科著。
    4.藏经包袱与诗僧卜舟
    张掖大佛寺藏经有一套完整的保管制度:每一卷经均有千字文编号,十卷一函,每函为一个字号,函套外标识清楚,为了保护函套及整函佛经,函套外再裹棉布藏经包袱,包袱上再标千字文编号,整函经再置入经柜的经匣中,经匣按千字文顺序排列,匣外刻千字文序号,恰如中药柜。藏经包袱除有千字文编号外,并附有捐造者的姓名、籍贯、住址、愿望和捐造时间等,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张掖大佛寺的藏经包袱保存最早的见于清顺治时期,由甘肃著名的诗僧、临济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同法发起募化。
    同法,字卜舟,俗姓麻,甘肃平番(今永登县)人,约出生于清顺治初年,根据张掖大佛寺藏经包袱题记可知,顺治十八年(1661),他已在甘州普门寺任检藏僧,为了保护弘仁寺(大佛寺)藏经,发起募捐藏经包袱活动,本次募捐活动一直延续到康熙三年(1664),他不辞劳苦,为弘仁寺轮藏殿藏经募集了许多经袱,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题记。随后驻锡于安徽报恩寺(今寿县导公寺),后承传本寺高僧南耕衣钵,任临济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卜舟于康熙末年告老还乡,卓锡于张掖大佛寺,修寺弘法,老有所为。卜舟工于格律,在张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约在雍正十二年(1734)圆寂于甘州。
    参考书目: 《甘州府志》,清乾隆钟赓起撰。
    《大佛寺史探》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吴正科著。
    5.涉及元代皇室秘史的楹联
    张掖大佛寺楹联较多,皆以宣扬佛教思想、歌颂佛教功德之辞,惟大佛殿前檐二楼南廊间垂花门楹联例外:“万道霞光遮凤辇,千条瑞气罩龙楼”。这副楹联蕴意甘州卧佛寺曾是藏龙栖凤之地,其历史根源就在于元代的几个皇帝和皇太后与张掖大佛寺有过曲幽迷离的关系。
    其一,张掖本地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张掖大佛寺。有研究者曾著文推测,忽必烈生于1214年,此时正是蒙古汗国与西夏相对和睦共处之际,忽必烈出生于张掖大佛寺有一定可靠程度,但这毕竟是一个传说。
    其二,忽必烈母亲别吉太后死后,埋葬在张掖大佛寺内。《元史·顺帝纪》记载:顺帝至元年(1335)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府志》之《世纪》、《杂纂》,E.Geil撰《中国长城》均有相同的记载,《甘州府志》对十字寺的记载是:“元世祖祀其母别吉太后处,夏建,今大寺也。”“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
    其三,南宋德祐皇帝赵显亡国后,遁入空门,释号合尊大师,曾驻锡张掖大佛寺。《元史·世祖纪》说: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元世祖给赵显衣粮,发遣他离开元大都西行,《庚申外史》筹史书记载他到了张掖大佛寺(甘州山寺),1288年再去西藏萨迦寺学习佛法,约在英宗延祐六年(1319)奉诏移居张掖大佛寺。至治三年(1323)四月,因写了一首“黄金台即兴”的诗而遭忌被赐死于张掖大佛寺。
    其四,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是赵显的儿子。《元史·顺帝纪》说,元宁宗曾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妥懽贴睦尔)非己子……”《寰宇通志》、《政和县志》以及明初福建政和县儒学训导余应无名乐府诗、明末权衡《庚申外史》均认为是元明宗在张掖大佛寺收养了合尊大师赵显的儿子,取名妥懽贴睦尔。而明初黄溥《闲中今古录》、袁忠彻《符台外集》认为明宗从张掖大佛寺夺走赵显的妻子后才生了妥懽贴睦尔。元顺帝并非元明宗亲生儿子,这在元末曾成为定论,并引起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宫廷风波。张掖本地关于元顺帝出生地的传说,确切指出就是在大佛寺的藏经殿,这里的建筑在明初曾被烧毁,有很大可能。
   
   
    参考书目: 《元史》之《世祖纪》、《顺帝纪》。
    《甘肃省志·大事记》。
    《甘州府志》之《世纪》、《杂纂》、《艺文》、《古迹》、《坛庙》。
    《马可波罗行纪》第61章。
    《张掖史话》巩子孝、方步和文《大佛寺与忽必烈》。
    《新修张掖县志》1949年,白册侯、余炳元纂。
    《丝路古城金张掖》,1992年,甘肃内部图书,周定国著。
    《大佛寺史探》吴正科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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